许多人都曾经历17岁，困惑的、叛逆的、徬徨的、热情的、空虚的。李戡，李戡的爸爸李敖，我，和读者你们，17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“刀”，从此人生砍成两半。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；他出了一本书，“戡乱记”，一刀砍断台湾教科书想在他的脑袋里塞进的垃圾，再一刀砍断整个岛屿想包围他的窒息窝囊，“戡乱记”成了他“与成长之地的诀别书”。
开宗明义李戡引用马克吐温的话，“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”。这十三个字，道尽了一个从15岁至17岁的孩子，一千多个愤怒痛苦成长的日子。李戡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，但台湾教育给他的十七岁人生不是展翅高飞，享受最无穷最美好的想像力阶段；相反的他被迫唸起政治指导的死板历史、公民、国文教科书。他若放弃了，考不上大学；他若屈从了，看不起自己。于是李敖形容他的儿子，高中三年，饱受窝囊腌臢之气，夜以继日苦撑岁月。李戡的愤怒是全台数万基测学生的共同愤怒，或至少是共同无奈。有些孩子选择逃学（像我），有些孩子选择屈就（像多数的孩子），有些孩子选择把教科书中的垃圾当知识，日后长大成为社会的佼佼者，再回过头来祸害台湾（像永远第一名的陈水扁）。
李戡令我最感动之处是他那么瘦年龄那么小，却那么强壮专注；他要证明自己的愤怒是对的，于是端起家传李氏独门功夫，数十次进出国立编译馆，再把烂高中教科书不同版本，相同史实，却因政权更迭，历史也更迭改写的笑话，一一详实纪录，集录成书。我和李戡开了一个玩笑，他这个动作，实践的是他父亲李敖仇敌蒋介石的路线，“化悲愤为力量”。
这一点，李戡比17岁的我高明太多。17岁的我已视学校教科书为无物，17岁的我正好抚养我长大的外婆过世，“回”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“妈妈的家”。17岁的我常常早上假装上学，等妈妈一上班，就溜回家里听心爱的黑胶唱片。17岁的我虽没赶上西方1968狂飙的年代，却赶上了蒋介石死去的年代。我听着John Lenon 的“Imagine”，Janet的“At Seventeen”“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？”，阅读比教科书大上约三倍的美国历史演说文献英中对照本，并对着镜子想像我是林肯，我是妖骚的玛丽莲梦露，我是“自由中国”撰写“反攻无望论”的殷海光，尤其我是那个提倡礼教改革全盘西化的怪咖李敖。李戡的爸爸李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者，他自己文言文一流，却提倡全盘西化；把孔子等说得一文不值，绝非圣人，灌输我这种一知半解的小读者孔子曾走政治后门，“遇南子”偷偷摸摸鬼混了一下午。于是17岁的我真地全盘丢了中国，不管古典或现代，每日阅读杜斯妥也夫斯基、卡夫卡、或托尔斯泰的沉重小说。我全盘西化之彻底，不只阅读还包括饮食，我不爱与我无缘的爸爸或管教我太严厉的妈妈，只爱可口可乐与巧克力。而我应付教科书的方法很简单，先界定它是骗人的垃圾，因为里头没有二二八，也没有我同学孙太平的父亲孙立人二战丰功事迹。其次界定考题性质，是既无聊且无用，连中央研究院院士也答不出来；例如万历死于那一年？生于什么地方？
我的文茜式17岁，总在考前一至最多两天前，开始囫囵乱背，把自己当北京烤鸭，灌进一堆教科书；每节考试我总是第一个交卷，因为下一堂还没读完，当记忆最新鲜的时刻错误最少；应付完一门，再接下一门。熬夜两日，比世界杯足球赛还紧张。两天考后，我又回到横躺、横玩一个月的日子；下次月考再相等应付。让老师们为难的是我这种烂学生，功课有时意外极好，历史常得满分，地理、国文、物理、英文…。，有一次我七科考698分，只有数学错了一题。其实从学校里我什么也没学会，上课时做白日梦听鸟叫，想像老师变成一只大鸟却穿上裙子、突然忘形地大笑；同学瞪我，只当是个神经病。而接近满分的结果，是我三天后全忘了，因为那是瞎背出来的，就像灌腻食的北京烤鸭，烤完了除皮脆外，肉全干了。
我的17岁比李戡滑头，也因此没有他的成就。他那么愤怒，因而产生了力量，宣告自己高中三年没白唸，要以扎实的功夫找证据，并向世人证明“杜正胜”们太可恶。
历史教科书为何从蒋家时代至今，现象不同，可恶却相同呢？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教我们孩子们学习历史；他们想进行的都是国族主义的洗脑控制。杜正胜与蒋介石，独统立场不同；残害历史的手法却相同。阅读历史，本来是一件对孩子们的成长极其重要的事；例如我曾在“乱世佳人”书中举的一个例子。1911年前中国正历经大革命的十字路口，康有为主张“君主立宪”，孙中山主张“民族革命”（其实是汉族革二八事件中从原本单纯的林江迈缉烟冲突，演变到初期本省人打外省人，到左派女人（谢雪红）取得台中二七部队指挥权，到右派本省士绅与左派台共内鬨、到GMD二十一师军队后来驰援至台湾一上岸见人就杀，…。。。相同类似的国家屠杀场景，虽也曾同时自1946至1949出现于重庆、出现于湖南…。。出现于大陆国共战乱各地，但是台湾本地人从向往祖国、到失望、到绝望、到愤怒、到抗争起义、到缴械投降、到屠杀…。终至演变成日后关起门来自我历史诠释中的族群政治符号。
这些都是教科书上，你我无法“认识的台湾”，也是你我无法认识的“中华民国”。
李敖1949年14岁抵台，我1958年出生台中，李戡1992年出生台北。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各盘据不同时代，甚至有不同的历史感情；但洪流把我们冲在一起，聚首于一本17岁孩子写下的早熟之书，共同声讨六十年不变一路可恶的历代教科书。
李戡以此书，最完美地道别了他的高中生涯。而杜正胜“横躺台湾”“填鸭宣扬台湾史”的最终结果，是使得李戡这类最聪明的孩子，决定告别台湾，奔向北大。这就是政治控制教育的下场，你可以控制笨蛋，但聪明的孩子不但控制不了，反而会因政治干预适得其反。当年杜正胜是年轻学者的时候，是个笨蛋，相信GMD，因此取子名为“明夷”（出自易经）；中老后他又跌入另一个笨蛋极端，成了“岛屿派”式GMD，自己成了“台夷”。他和他厌恶的敌人，其实是同一种品种，也因此都是同一个下场。
李戡与其父李敖，文末皆称自己写于“中国、台北”；我只想写“台北、中国大饭店”，因为这才是我家与李敖书房真正的地址。这一点我比李敖更李敖，更接近自由主义。我相信“少一点主义”，才会头脑清晰。打从二十岁起，我已宣告“我不是统派、不是独派，我是Apple Pie”；“我不是左派、不是右派，我是Lemon Pie”；够全盘西化吧！
李戡才十七岁，论断他的人生还太早；但他告别十七岁的仪式如此“场面浩大”，令我佩服。李敖曾派戡戡为我“干儿子”，李戡口头尚不承认，但也不否认；与我很像江陈会两岸关系，一切未定，但见面关系良好；至少我颇以此“准干儿子”为荣。而此书有李大师导读，我又写序，戡戡反像“三明治”，被他爸与我的长文挤至中央；但我想告诉读者，夹在中央这块“年轻的生命”，才是“真正的牛肉”。
在此祝福李戡，并祝福所有与他同龄17岁的孩子。丢了你的教科书，愿你们都能勇敢绝诀地从此发展自我，挥别“体制”，展翅高飞，寻找美丽新人生。
（陈文茜2010.7.13写于台北，中国大饭店旁）
